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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户部官员和造币总厂的官员合影
清朝官员的主体是“外官”，即大多数官员在地方做官。京官的理想是“外放”，因外官有丰厚的“养廉”以及更丰厚的灰色收入。但外官风险高，时时有被参奏弹劾的可能，而且外官又都想升转。于是，外官需要与京官广为结纳，暗通声气，引为奥援；更何况，京官很可能一朝发达出任大官或者进入“言路”负责纠察。因此凡京官外放，外官回京，都要对一般京官予以馈赠，至于关系接近者，外官对京官寒暑节庆均有赠送，名目繁多，造成官场空气的浑浊。李慈铭对此虽有批评，但他本人接受外官的馈赠并不少，本书“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收入表”中有详细记载。
第三，京官的职务收入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。京官的经济收支，生动地反映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“缺乏数目字管理”的情况及后果之严重。本书作者列出“李慈铭每年官职收入与支出的比较”一表，1863-1888年20余年间（中有缺少），李的官职收入（包括俸银、俸米、养廉及印结银）最少不足百两，最多400余两，支出则最少近百两，最多近2000两，表列21年中，有盈余的年份只有三年，数额分别为12.96两、29.56两和89.75两，其余年份均为超支，欠额最多的一年达1470.4两，负欠400两以上共有10年。可见其经济状况之可忧。（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收入中未包括馈赠及束脩卖文等非官职收入。）
作者指出，京官的穷只是一种相对贫穷。当时兵士待遇较为优厚的湘淮军月饷四两二钱，长夫三两，公认为优裕，可见高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费用。工役的工资，以李慈铭本人的情形而言，长年使用的得力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，年轻仆人工资约为上数之半，女佣工资平均每月较男仆少两千文。折为银两，这十千文京钱的工资，以同治十一年为例，约为九钱五分。银钱比价时有上落，以每月1两论，一个壮年仆役的年薪只有12两，加上年节犒赏若干。据学者研究，清代家庭最低年消费只有十几两银子。李慈铭同治年间任“行走”时期的官职收入，平均每年约175两，超出兵士、工役多多，远在社会的一般购买力之上。
不过，官员与兵士、劳工并没有什么可比性。在官民两分社会中，一旦为官，他们的生活支出便不再限于衣食住行，即使衣食住行，也不再是“民”的衣食住行。实际上，京官虽穷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奢靡的，如作者所总结：“一般言之，京官大都讲求宫室、姬妾、舆马、仆役、歌郞、戏曲、冶游、饮宴，都追求糜烂生活的享受。”光绪三年，李慈铭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，他在这一年之中却花了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。然而他们的这些花费，又不仅仅是为了享受。有些是为官所必需，如衣饰、马车、门包、赏赐之类；有些在享受的同时也是生财途径，如宴饮聚会，是交际和谋“发展”的手段，若不奔竞征逐，无论外放、升官、受外官馈赠均无机会。这种官场风气牢不可破，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则被他们排挤。如有一位李用清，禁饮宴、抑靡费、出门徒步不乘车、不收陋规，竟被目为“叛徒”。李慈铭这样一个以清流自我标榜的人，也讥笑李用清“生长僻县，世为农氓。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”。难怪明朝的海瑞被视为古怪，处处与别人相凿枘。
第四，京官的经济依附导致立场偏颇。这点在李慈铭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。1883年李鸿章聘其为天津北学海堂主讲，每年束脩1200余两，他的经济状况为之根本改善。但从此他就成了“合肥相国”的辩护人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，朝野震动，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，翰林院联名疏参李鸿章“丧权误国”之罪。李慈铭身居台谏，独默不作一声。以他这样一个“胸无城府”、“信口雌黄”、肆意月旦之人，在国事危急之际，竟不敢对李鸿章作一字之贬，所谓清流，自然令人质疑。文廷式在《闻尘偶记》中感叹道：“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，故官御史时，于合肥不敢置一辞。甚矣，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！”
本书作者张德昌先生是一位经济史专家，读者很得其便。作者不但对相关数据做了巨细无遗的统计、分类、考证、折算，提供了晚清官场的背景知识，而且本书大部分篇幅为表格，既有收入、支出、饮宴享乐应酬费用、犒赏费用、家用、典质与借贷总表，又有历年明细，既能方便获得总体概念，仔细看又可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。如随着收入的增加，李慈铭的开支中花木消费显著增多，作为南方植物的竹子也经常出现。又如同治年间的京城“歌郞”，名中带“芷”似颇流行，像“芷秋”“芷雯”“芷衫”“芷郞”“芷侬”之类，经常出现在李慈铭的日记中，其中“芷秋”出现次数最多。
